2015,教育研究前沿的思想印迹

by admin on 2020年4月24日

2015年,是教育规划纲要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一年,也是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的一年。这一年,围绕教育前沿与热点、难点问题,致力于理论创新和服务教育改革发展,教育科研的新成果不断涌现。

2015
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年,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教育改革全面推进。这一年里,教育理论创新的力度和服务教育改革发展的水平显著提高,教育科研的新成果不断涌现。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新突破的一年。教育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教育科研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为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

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规律

教育研究;前沿;热点;年度报告

中国教育研究前沿;热点问题;2016年度报告

事件:10月10日,全国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经验交流暨德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小学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学习生活各方面,教育引导中小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是学校教育的重任。

2015
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年,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教育改革全面推进。这一年里,教育理论创新的力度和服务教育改革发展的水平显著提高,教育科研的新成果不断涌现。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新突破的一年。教育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教育科研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为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

影响: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仍然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而完整地回答了“教育之道”,表达了中国学校教育的价值立场。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教育,应立足于优秀德育教材的开发、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建设、德育话语体系的合理转换及德育方式的多元创新。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经过合理的路径选择与恰当的过程环节,才能真正“进教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材,要掌握三种逻辑,即知识逻辑、生活逻辑和教育逻辑,打通三个世界,即符号世界、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

2015 年10 月10
日,全国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经验交流暨德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小学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学习生活各方面。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2016年12月7日至8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如何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是学校德育的宝贵资源,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加以灵活运用和有效链接,对加强和改进青少年道德教育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学者对一些传统美德的现代传承和现代意义进行了挖掘,譬如以传统美德中的“感恩教育、孝道教育、自强教育、责任教育”等为突破口,开拓了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德育思路。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

信息化为学校德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德育资源,有利于学校德育的完善与进步。但是,信息传播的海量化、信息表达的碎片化对于德育主体的信息识别能力、信息整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学校德育要抓住德育契机,提升道德辨识能力和责任意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而完整地回答了“教育之道”,表达了中国学校教育的价值立场,[1]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学校德育新常态,[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从理论引领、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五个维度入手。[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教育,应立足于优秀德育教材的开发、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建设、德育话语体系的合理转换及德育方式的多元创新。有学者指出,核心价值观只有经过合理的路径选择与恰当的过程环节,才能真正“进教材”。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教材,要掌握三种逻辑即知识逻辑、生活逻辑和教育逻辑,打通三个世界即符号世界、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4]将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融入教育教学、社会实践、文化育人和作风建设全过程。要把推动核心价值观教育落细落小落实作为重要目标,进一步加强分类指导、聚焦生活细节。[5]

“立德”是人才培养之根。学者指出,教育应该有一个崇高理想,即把培养人的事业与人类可持续的未来联系起来。要回归教育本质,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使我们的年轻一代担当起可持续的未来责任。[1]要实现立德树人,就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核心开展德育,坚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其基本精神和内在要求,是体现国家教育意志、教育理念和教育方针的根本要求。[2]有学者认为,把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德育工作的全过程,是新时期赋予学校德育的新要求和新任务,也是德育有效实施的必由之路。一方面,创新德育引导方式,使德育内容内化于心;另一方面,强化道德实践养成,让德育内容外化于行。使学生在思想行为上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在情感诉求上自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意义,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坚定付诸行动的决心和毅力。[3]有学者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推进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改善教育民生,创新宣传方式,坚持行胜于言,主动担当有为。[4]还有学者指出,在当代中国,加强家庭建设,重视家庭教育,养成良好家风,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的重大举措和重要任务。当前,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家庭教育文化,树立新时代的家庭教育价值观。[5]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改进道德教育,要在确立我国核心文化的道德价值取向基础上,重建国家伦理文化传统,提升我国道德文化自觉,以多元文化背景为参照,凝炼学校德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对青少年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教师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应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在正面教育基础上,多联系学生的生活,通过创设价值两难情境,引导他们自己进行价值澄清、价值推理和价值分析。加强对教师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自身素质和人格魅力,使教师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者和引领者。[6]教师应调整教育策略和方式,采取情感共鸣、生活叙事、分类分层等策略和方式,[7]引导学生自主参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

“一带一路”建设催生教育新课题

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育资源

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和举措,学者们延续和加强了对核心素养问题的讨论。在核心素养的概念和属性上,有学者指出,核心素养是21世纪人人都需要具备的关键少数高级行为能力,是知识、技能、态度的统整与融合。中国的核心素养框架要凸显中国立场与主体意识,要反映现实国情与未来诉求。创新能力是中国核心素养的核心,培养创新人才是中国教育的优先目标。[6]有学者指出,聚焦核心素养,就是聚焦人才培养的关键点,为学生提供可持续发展、终身受用的关键品格和能力。它必须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具体化、精细化,并转化为具体的品格要求和能力要求,进而贯穿到各学段,融合到各类课程当中,最后体现在学生身上,深入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因此,聚焦核心素养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目标。[7]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推动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改革就是要从过去“以知识为本”的教育理念,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8]

由头:“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热词”,它正在“温暖”沿线国家甚至国际社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才培养的核心要求,对于思考学生的核心素养,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有学者指出,要以培养学生的仁爱精神为根本,以社会关怀、家国情怀和人格培养为重点,引导学生掌握文化知识,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习惯。[8]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宝贵道德教育资源,传统文化与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有效链接包括加强课程建设,用传统文化丰富青少年道德教育内容;搭建多元平台,用传统文化营造良好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环境;创新教育方法,用传统文化提升青少年道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重视师资培养,用传统文化提高青少年道德教育工作者的人文素质。[9]

教师是立德树人和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

回应:如何因应“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深化教育改革、扩大教育开放,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

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就是对蕴含在中华传统美德中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规范体系、实践模式等内容进行创造性转换、重组和改造。[10]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泉源。[11]学者们对一些传统美德的现代传承进行了挖掘,譬如以传统美德中的感恩教育、孝道教育、自强教育、责任教育等为突破口,开拓了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德育思路。[1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教师”的要求,为广大教师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学者指出,只有教师的全人格提高了,培养学生的全人格素养才有可能,因而教师要有意识地自觉承担起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或综合素质的任务。[9]有学者强调,教育工作者应具有远大理想,对造福未来一代、造福未来社会持有坚定信念;在制度规范、学校课程、教育活动、师生互动等方面都体现出、渗透着对于人的尊重与激励;坚决守护教育的法律与道德底线,执着遵循育人的规律与常识。[10]根据教师专业工作性质、专业活动的特征,对专业道德概念进行梳理、界定,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基础理论工作。有学者认为,教师专业道德是指教师在专业工作中、基于专业身份从事与专业工作相关或对专业工作产生影响的活动中,应当具备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操、道德品质,以及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基本特征是:具体性、实践性、养成性、激励性、发展性。[11]仁爱是社会德性的总的形式,教师具有仁爱之心,便是社会德性的具体体现。[12]对于德育的有效实施,有学者认为,课堂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场域,是教师和学生生命交融、精神融合的场所。教师应保持道德自觉,做学生的道德关怀者;挖掘知识的道德内涵,让道德渗透在课堂教学细节中;营造课堂的道德氛围,还学生真实的课堂生活。[13]

在“一带一路”这一世纪性系统大工程中,教育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是“五通”特别是“民心相通”的基础,一定要优先发展。有学者指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教育承担着独特的使命。教育主要的任务是人才培养,通过加强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教育力促民心互通,努力提供智力支持、贡献宝贵智慧。

应对信息化给学校德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二、深入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要积极对接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也要求我国的教育对内“把脉”,深化教育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有学者提出,要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加大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促进高等教育的区域协调发展,以及调整专业结构,加强薄弱学科专业的建设,从而做强中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上,有学者认为,需要培养大批熟悉、了解沿线国家与地区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应从更高层次上考虑人才培养问题,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利用高校的优势建立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互联网+”标志着信息时代的版本升级,给青少年的道德成长、社会道德观念,进而给学校道德教育都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有学者指出,信息化为学校德育提供了更为现代化的技术平台和互动空间,使德育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更为便利,信息更为流畅,促进了平等、对话与交流;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德育资源,有利于学校德育的完善与进步。“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海量化、信息表达的碎片化、信息接纳的受控化是其主要特征,[13]这些对于德育主体的信息识别能力、信息整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德育要抓住契机,提升道德辨识能力和责任意识。[14]

2016年10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出席深化教育督导改革暨第十届国家督学聘任工作会议时强调,深化督导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教育治理现代化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教育研究的重要论题。

“一带一路”建设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有学者提出,要加强沿线国家高校间的合作,提升我国参与国际教育治理的能力。有学者指出,应推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建设,提升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水平。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所涵盖的内容都可以通过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实现人才培养、储备和支撑。

有学者指出,面对“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给学校德育带来挑战与机遇,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信息优势,搭建完善的“互联网+德育”平台,将“他律”与“自律”结合起来凸现“自律”,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责任感、诚信品质和道德认知能力,加强“互联网+”的监管控体系建设,提高教育者自身的信息素养是当务之急。[15]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改进道德教育,要在确立我国核心文化的道德价值取向基础上,重建国家伦理文化传统,提升我国道德文化自觉,以多元文化背景为参照,凝炼学校德育的核心价值观。[16]

全面把握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内涵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蕴含新启示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教育发展

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代化进程是教育治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量变”向“质变”的跃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整体治理的效率。教育治理现代化一方面加速教育治理方式、方法的系统嬗变,促进教育治理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治化;另一方面增强教育治理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耦合度。[14]有学者认为,“教育治理”是一种由政府、学校及社会共同纳入的特殊“教育共识”的表现,其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政府、学校、社会边界清晰,沟通协商、相互支持,分而不离、全面提升,形成一种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15]也有学者从协同学视阈下分析教育治理现代化,将教育治理视为一个开放系统,将教育改革过程视为逐步寻求有序结构的过程。围绕共同的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协作运动,同时注重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良性互动。
[16]

事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座谈会6月23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提升理论自觉,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2015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学习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指示批示要求,安排部署2015年及今后一段时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事项和重点工作。如何因应“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深化教育改革、扩大教育开放,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

效应:结合教育现实问题,教育理论界积极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与教育使命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有学者指出,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教育治理体系是一个以教育制度为中心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作为教育制度导向的教育价值观或价值追求,也包括贯彻教育制度的政策行为,其现代化实现就是要适应时代特点,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推动各项教育制度日益完善,实现教育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在教育治理体系的框架下,增强按照各项制度治教的本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高效管理教育的理解、执行和创新能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主要包括:科学治教、过程民主化、运行制度化、法治化,高效与公平并举。[17]还有学者认为,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以国家法治为基础,将法治思维方式贯穿教育治理的规划与整合的始终:以法治引导教育治理方向,以法治达成教育治理共识,以法治规范教育治理程序,以法治确定教育治理方式,以法治保障教育治理成果。[18]

马克思主义不仅直接促进了教育学的科学化发展进程,而且提供了科学理论与方法上的指导。我们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汲取世界教育经验与教育理论的滋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体系建构。马克思经典论述中蕴含的教育思想,更是我们应深刻发掘的宝贵财富。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是“五通”特别是“民心相通”的基础。教育不仅与“五通”方向和要求相一致,而且一定会优先发展,一定会先行。[17]有学者指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教育承担着独特的使命。教育主要的任务是人才培养,通过加强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教育,力促民心互通,努力提供智力支持,贡献宝贵智慧。[18]“一带一路”建设赋予教育科学研究以特殊的职责。有学者认为,教育研究和教育政策规划应抓住“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结合“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做好与“一带一路”战略相适应的教育政策规划研究,充分发挥教育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智库作用。[19]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比较教育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责任。有学者认为,要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开展周边国家教育的研究,并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分区域的比较,尤其是需要重视文化研究。[20]

多方位探索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学者指出,马克思以人的实践取代概念的抽象,从而引领后形而上学的思维变革。马克思的教育思想正是在超越传统形而上学认识方式的基础上,从实践中人的存在规定出发,回归到人的“理性具体”之中。马克思教育思想不是抽象的宏大叙事,而是真正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自觉。从马克思教育思想所描绘的由人的异化走向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我们能够找到关于教育在存在论上更为深刻的解释与更为合理的行为选择。

“一带一路”战略与教育改革

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依法治教,明确权责,贯彻法治思维。有学者指出,法治彰显出现代治理体系的基本价值,是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手段。依法治教的实现可以推进教育治理走向规范化、有序化,确保治理效果科学有效。以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和现代学校制度为目标,更新教育行政法治理念,调整行政管理方式,强调行政程序价值,对政府与学校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进行深层次的调适。[19]有学者建议,就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构建、完善而言,需提升教育法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填补立法空白为重点,促进教育法律体系逻辑结构的完善;不断优化教育法治实践,积极回应教育法律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20]还有学者指出,实施政策与制度创新是推进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因此亟待建设系统化的教育创新政策体系。[21]大数据作为积极的技术型治理资源,能够优化教育治理过程的生态环境,拓展教育制度框架设计的弹性空间,诱发教育制度变迁和治理转型。有学者提出将大数据应用和服务于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协调好政府、市场及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在打造多中心、多主体协作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实现政府角色的现代化转型。[22]

马克思提出现实中的社会才是商讨正义问题的真实前提,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才是正义的价值尺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阐释教育正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教育正义的发展目标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正义的发展前提是制度变革,教育正义的发展原则是人的发展,教育正义的发展特色是坚持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要积极对接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也要我国的教育对内“把脉”,深化教育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有学者认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促进对高等教育的区域协调发展,调整专业结构,加强薄弱学科专业的建设,从而做强中国高等教育。[21]

细究城镇化进程中教育改革的肌理

在人才培养上,有学者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启动实施,亟须加大工程技术、项目设计与管理、国际贸易人才、小语种人才以及高科技人才等专门配套人才的培养。[22]有学者提出,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培养大批熟悉、了解沿线国家与地区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应从更高的层次上考虑人才培养问题,利用高校的优势建立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23]对此,高等院校应提升对国家战略的责任感和敏感性,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强化国际意识与能力,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积极探索不同类型高校和不同学科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协作,支持和鼓励学生到海外学习、实习和实践,实现“
一带一路”人才的立体化培养。同时,应加强高校与产业界合作,协同制定人才规格标准、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培训。此外,还应从人才培养全流程加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24]

事件: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决定从2016年起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观点:城镇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显性的社会变迁过程,对教育改革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

新型城镇化要求重构教育理念,主动适应和积极应对城镇化对教育的特殊要求。有学者分析指出,教育要强调促进人的城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农村转移人口适应城镇生活的能力和民主参与能力,增强城镇居民的包容性素养,培养适应产业升级的技能型人才。实现城乡一体的城镇化须社会制度创新与支持;须提升政府的统筹规划力度和行政管理能力,加强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农村转移人口的民主参与;深化户籍制度和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将学籍与户籍脱钩,建立包容性的考试招生制度。

有学者指出,在城镇化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教育政策的目标需要在农村教育逐步萎缩的动态过程中保证其公平、有质量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越快,越要发挥各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托底作用。有学者认为,破解城乡教育差距的根本之道是构建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新机制。还有学者指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教师是乡村最重要的教育资源,需要加大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倾斜,构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实施文化引领,增进乡村教师的学校归属感和专业幸福感。

当前,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布局面临城镇空间结构优化、外来学龄人口涌入和生育政策调整的三重挑战,就学需求与学位供给矛盾日益突出,学校布局调整势在必行。有学者指出,城镇学校布局调整应具有科学化和人本化价值观照。在价值目标上,要有利于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在调整的过程中,客观评估城镇义务教育资源的承载力,实时监测、预测学龄人口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核心素养为学生幸福成长固本强基

事件: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在201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快研制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

观点:研究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新举措。

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以林崇德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学生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认为,学生核心素养总框架的建构应包括社会参与、自主发展和文化修养三个领域十二项核心素养指标。也有学者认为,“核心素养”的内涵可以从最底层的“双基指向”、中间层的“问题解决指向”和最上层的“学科思维指向”进行把握。

研究者认为,核心素养框架的确定应该兼具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构建我国学生核心素养体系。

只有建构起基于核心素养的新课程体系,才能保证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到实处。无论是对学科思维的强调,还是对个性化教育、综合素质的强调,在本质上都反映了学生核心素养培养过程中教育理念由“结果”向“过程”的转变,由“知识教育”向“人的教育”转变,是教育改革的新抓手、新生长点。

“互联网+”引领教育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事件: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这是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教育领域拓展的重要举措。

影响:“互联网+”将会给教育带来更大的变革空间和更多的应用场景。

“互联网+教育”是教育网络化和教育信息化融合的升级版,并与教育的诸要素进行全面融合。“互联网+教育”的本质是传统教学活动的在线化、数据化。“互联网+教育”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更应该是理念、思维和教学模式上的“+”,其中,推动教育教学与管理模式创新是其重要内容。

有学者指出,智慧教育是多种智能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未来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智慧教育是一个具有智能化、个性化、多元化和生态化等特征的新型教育形态。智慧教育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全球教育资源无缝整合共享、无处不在的开放按需学习、绿色高效的教育管理、基于大数据的科学分析与评价。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要结合国情大力实施科教融合与协同创新。

“互联网+教育”追求技术与教育的双向深度融合,实现学习者个性化的知识建构,探索“互联网+”在教学中应用的新模式与新方法,并结合各学科自身特点,构建符合学科、学生特点的开放式、智能化教学模式。根本改变传统课堂教学结构,既是实现教育信息化宏伟目标的根本举措,又是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与方法。

寻找创新创业教育向纵深发展的路径

事件: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5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6月2日,教育部召开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视频会议。

影响:学术界开展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定位和有效模式的新探讨。

目前,我国已经步入“众创时代”,高校创业的主体需实现从“小众”到“大众”,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变;创业教育课程体系需实现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和文化教育的融和;创业教育机制需实现从分类组织到开发协同。众创时代高校创业教育的战略选择为发展高校“众创空间”,构建递进、立体式结构创业教育新体系;培育高校“创业文化”,形成地域与校园文化互融互动的创业教育特色。

有学者提出“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其核心理念是面向全体学生、结合专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基本目标是全覆盖分层次和差异化,努力实现面向全体与分层施教紧密结合、在校教育与继续教育密切衔接、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统筹兼顾。有学者认为,创业教育要教育学生关注并立足于社会民生、识别有效的创业机会,引导学生增强创新意识和能力,获得丰富的创业资源。

高校创业教育不是高校内部封闭的孤立活动,应着力构建符合学校自身办学特色的创业生态体系。有学者提出,构建创业生态体系,需培育独具特色的创业文化,以平台战略实现创业教育的综合集成,构建分类分层的成效评价体系。有学者提出,应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拓展大学生融资渠道,完善校企创业合作机制,改善大学生创业生态。

对高考制度改革进行多维审视

由头:自2015年起,自主招生各项改革措施全面实施,
录取批次改革试点等也开始陆续推行。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让大学和高中如临“大敌”,积极寻求应对之策。

影响: 教育学界及社会积极为高考“支着儿”。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关注度高、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学者认为,面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高等学校和中小学校要在更新教育观念、确定人才培养规格和选拔标准、构建考生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机制、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创新、提高师资队伍整体水平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和综合改革,推进学校的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有学者认为,在重启教育改革的关键期,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顺势推动着教育的进一步健康发展。第一,聚焦成长成才,树立适合的培养目标。坚持立德树人,突出能力内涵,尊重学生个性。第二,推行综合素质评价,带动课程体系优化。具体表现为更新育人观念,完善课程标准;服务全面发展,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综合评价,深化课程内容。第三,定向精准发力,确保社会公正和教育公平。坚持考试的公益性、普惠性,保障机会公平;推进信息透明,确保程序公开;坚持依法治教,确保结果公正。第四,多方协同治理,培育教育改革新动力。要多方协同治理,集成合力效应;以改革为动力,以创新驱动发展。

研究教育智库的定位和运行机制

事件: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1月21日,全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要求教科院所明确和坚定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方向。

影响:教育智库的功能定位和运行机制等成为教育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加快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是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支撑,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学者指出,教育智库是一般智库的特殊化,新型教育智库是以教育战略问题和教育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国家教育改革发展重大战略需求为宗旨的研究型专业机构。新型教育智库的本质决定了其服务决策的核心功能,新型教育智库体现出强烈的国家使命、客观的研究立场、专业的精神品质和开放的协同创新等重要特征。

教育智库要想更好地服务国家决策,必须具有理论性,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库,理论是智库能够遵循教育规律的保证。

建好新型教育智库,关键在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学者提出,在运行机制上,要建立健全协同创新机制、快速反应机制、课题选题机制、科研组织机制、成果审核机制、激励导向机制、项目管理机制、数据支撑机制、成果孵化与形成机制。逐步实现科研重心、科研方式、科研组织形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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