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娱乐官网高职扩招要增强三大有效供给

by admin on 2020年4月22日

教育的根本是为了引发学习。学习的途径是:经历、实践、探究、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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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系最密切。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入推进,职业教育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也面临越来越高的要求。

要写好高职教育2019年这一奋进之笔,必须增强高职教育内外部有效供给,从而扩大有效学位供给。

在新的形势下,只有回归本质,抓住一系列根本问题,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才能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职业教育质量才会有新的提高。

高职扩招100万人,使高职院校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国家层面今年初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为职业教育发展绘就了政策蓝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高职扩招100万人,中央财政也相应大幅增加对高职院校的投入,地方财政也要大力支持,这给高职教育扩展了宏大的发展空间,这是高职教育发展前所未见的大好机遇。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近年来全面实施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办学质量显著提升,呈现了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如何做到既扩容,又提质,持续推进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这是高职院校面临的重大挑战。要写好高职教育2019年这一奋进之笔,必须增强高职教育内外部有效供给,从而扩大有效学位供给。

深化“学习”与“教育”关系认识,把握职业教育的本质

增强高职教育制度性、政策性有效供给,激发高职院校办学活力。《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给出了职业教育改革的制度性、政策性框架,目前亟须能够将宏观政策落细落实落地的具体制度和政策,就职业院校而言,制度和政策供给具有外部性的特点。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发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的定义,“教育”是“通过某种形式的有组织的持续的交流来引发学习的有意识的活动”。简单说,教育就是旨在引发学习的有组织的持续的交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教育”的根本是为了引发“学习”,没有引发“学习”的“教育”是毫无意义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对“学习”则是:“个人通过经历、实践、探究、听讲而在信息、知识、理解力、态度、价值观、技能、胜任力或者行为方面的获取或者改变”。可以看出,“学习”的途径首先是“经历”,然后是“实践”“探究”,最后才是“听讲”。这一定义,对于认识职业教育的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职业教育就是要以学习者为中心,为他们有效提供经历、实践、探究和听讲的机会,使他们掌握职业知识、职业技能,获得就业和创业能力,形成职业道德和提高各方面的素质。

必须快速推进招生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的改革。目前的招生录取制度及其政策已成为高职扩招的制约瓶颈,必须大幅度提高中职升读高职的比例,大幅度提高中高职贯通衔接的比例。如果继续沿用现行升学考试的高职招生录取模式,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产业工人将会继续被升学考试拦在高职院校门外,因此,必须为上述类型的考生提供专门招生录取的政策通道。在实行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等多样化招生改革的基础上试行注册入学、申请入学、评价入学等更加行之有效的招生录取方式,大幅度降低入学门槛甚至是实行零门槛入学。

更新观念,建立职业教育新的产品观和顾客观

要建立与高职院校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各级政府要按规定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目前,很多地方仍然没有制定和落实高职生均经费标准,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高职院校的投入,地方政府也要大力支持的政策要求下,各地必须首先对标补齐高职生均经费标准缺口。

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明确地认为,职业教育的产品是职业院校向社会提供的教学和训练的服务。一个职业学校的产品就是学校根据社会需求所能开设的专业、课程、项目以及实现专业、课程、项目目标的各个教学与训练环节。任何一种产品出现和存在的理由在于有需求、有顾客。职业教育这种服务产品存在的理由同样在于有需求、有顾客。那么,职业教育这种服务产品的顾客是谁呢?简单地说,与其他产品相似,谁出资谁就是顾客。受纳税人的信任和委托,政府要向职业教育投资或提供经费,政府所代表的纳税人就是广泛意义上的顾客;企业直接或间接向职业学校投资或提供经费,企业就是顾客;家长和学生要向职业学校交学费,家长和学生就是顾客。政府、企业、家长和学生向职业学校购买的正是职业学校所能提供的教学和训练的服务,他们期望通过购买这种服务来满足当前的和长期的需要。在工商业界,“顾客就是上帝”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在职业教育界,也同样应树立这样的观念!对于职业教育机构而言,就是要以顾客为关注焦点,以实现顾客满意为目标,确保顾客合理合法的要求得到确定和满足。

真正落实高职院校“放管服”改革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安排。必须加速推进高职院校资金运用、绩效分配、岗位设置、编制使用、教师聘用、招生录取等属于“深水区”的“放管服”改革,使高职院校真正实现依法办学、自主办学。

紧紧围绕“满足需要”,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建立落实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和待遇的制度体系。当前,各地已出台很多激励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制度和政策,但是要真正形成职业院校的吸引力,必须在国家资历框架,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技术技能人才的待遇保障等方面加大制度和政策供给的力度。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职业院校毕业生待遇保障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供给比较完善的时期,职业教育就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世界质量管理大师克劳斯比抓住质量的本质,把质量定义为“满足需要”。我们所谓的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就是要不断地改进教学与训练的各个环节,努力向“顾客”提供真正能满足他们需要的教学与训练的服务,也就是说,提高质量的过程就是持续改进、不断满足“顾客”需要的过程,也是不断适应产业发展和就业市场需要的过程,这也就是当前职业教育作为教学与训练机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通过建立预测和反馈机制,跟踪和调查用人单位的技术和岗位变化,预测技能需求,开发相应的高质量的课程体系,把工作世界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纳入教学内容。需要指出的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最重要的责任承担者应该是学校里与学习者最直接打交道的个人和组织。也就是说,质量在于基层,质量在于教师,质量在于教师和学习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必须建立激励机制,真正把职业院校广大教师动员和武装起来,使他们学会分析事实和创造教育现象,并积极投身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实践。

增强高职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的有效供给,促进高职院校扩容提质、增强服务能力。考察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的核心指标就是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就职业院校而言,这方面的有效供给具有内部性的特点。

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完善办学体制和治理体系

突破学历教育的固有思维定势,拓宽服务面向。在满足高中毕业、中职毕业升学需求的同时,将服务扇面拓展到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产业工人以及残疾人士等社会群体。如果说对前者主要是提供学历教育的话,那么对后者则要重视加强职业训练服务,这势必要求高职院校要开发多样化的学习模式,增强有效供给、提供精准服务,工学结合、学训结合,以满足多样化的职业教育需求。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和党的教育方针在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体现。依靠行业企业发展职业教育,本来就是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方针,这是有法律依据的。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90年代末期,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举办着我国90%的技工学校、80%的中等专业学校、60%的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和20%的职业高中,以及大量的职工教育和培训中心,成为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主体力量。然而,在世纪之交,受政府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等多因素的影响,行业指导作用弱化,国有企业在剥离社会责任时简单地把密切服务生产的职业院校与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同等对待,一大批原来由行业企业举办的职业院校未经认真论证就被划转给地方教育部门举办,有的合并到大学或其他机构,行业企业目前继续举办的职业院校在得到财政经费支持、教师福利待遇等方面面临不少困难,这些直接损伤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元气,直接影响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全局。最新修订的《教育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和行业组织以及企业事业组织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并保障公民接受职业学校教育或者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这在实施中需要有一系列可操作性的政策,激励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公共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从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从集权到分权转变,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具有跨界性的职业教育,不应当仅仅是政府教育部门手中的教育,同时应当是劳动就业部门、行业、企业手中的教育。应当通过完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并把行业、企业、社区和学习者等多个利益相关者纳入这个体系,明确他们的责权利,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还要进一步改善院校治理,支持职业院校建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让行业企业有知情权、发言权、决策权,提高职业院校办学活力和适应性。如果没有行业企业的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改革就可能成为“闭门造车”式的瞎折腾。

处理好扩容与提质的关系,实现既扩容又提质。高职院校扩招,显现了高职教育的稳就业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这是扩招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而要使扩招的育人价值落实在教育教学上,就必须落实在高职院校内涵发展和提高质量上面。在高职教育已进入质量时代的今天,如何在扩招的同时保证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的持续提升,这是高职院校必须答好的新的时代命题。激活学校现有资源、建立和完善激发教学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强化人才培养质量控制体系建设,强化立德树人的育人功能,凡此种种都是扩容提质的必修功课。

加大职教经费投入,切实补上职业院校办学条件短板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当高职院校把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产业工人以及残疾人士等学习群体纳入到教育对象,就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针对新的学习人群的“社会在线”的特点,要促进学习环境和生产环境的融合和轮替,促进上学时段和上岗时段的融合和轮替,促进企业兼职教师和高职院校教师“双师结构”的构建和融合,提高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以提供更加直观、更加显性、更加立竿见影的教学模式。

由于缺乏有力统筹,一些地方近年来在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拆东墙补西墙”。例如,为了发展高等教育,大部分原有的优质、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升格或并入高等学校;为了扩大本科教育规模,把优质、骨干高等职业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等等,造成职业教育的骨干力量不稳定。加之多年来经费投入相对不足,职业教育优质资源严重缺乏。全国200所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仅占高职的16%,1000所国家示范中职学校仅占中职的8%左右,覆盖的地市不足半数。职业院校总体办学条件薄弱,多数中等职业学校存在基本建设陈旧、教学设备简陋等的情况,很多城市普通中学的办学设施远远好于中职,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的中职办学水平普遍达不到国家基本办学标准要求,缺乏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必要条件,很多院校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尴尬,这也损害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世界银行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表明,职业教育的生均成本应是同级普通教育的2.53倍。而在我国,生均教育经费和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中,中职与普通高中大体相当,高职仅为普通本科的一半左右。解决这些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各级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在科学布局的基础上,借鉴改造义务教育阶段薄弱学校的做法,提升职业院校办学基础条件。

增强行业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服务高职教育的有效供给。职业教育已从单一主体办学发展到双主体办学进而发展到今天的多元主体办学,高职教育也形成了多元参与的市场格局,多元主体必须找准在高职教育发展中的定位,发挥市场在高职教育的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优化政策环境,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发挥行业企业服务高职人才培养的重要主体作用。一直以来无论是政府、行业企业还是学校自身,都把职业院校定位为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侧的单一主体,而把行业企业定位为职业院校教育服务需求侧的主体。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赋予行业企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地位,行业企业既是需求侧,更是供给侧,行业企业要参与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与职业院校和其他相关方一道协同育人,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与价值链的精准对接。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深度,决定了其服务高职教育的供给效度。行业企业服务高职教育的有效供给,是决定高职院校办学水平和质量的重大外部性因素。

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迫切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但必须承认,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仍不强。这并不是职业教育自身的错,其根本原因在于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政策环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例如,很多地方高职学费标准高于本科,2013年,全国高职学杂费占高职教育经费的比例为32.05%,而普通本科学杂费占本科教育经费的比例为23.52%,高职院校学生所交学杂费占教育经费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于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学生大多来自低收入家庭,却承担了更高比例的教育成本,这与“共享”的理念和教育公平的原则相背离。更加根本的是,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技术工人工资总体水平偏低。近些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倡导发挥职业教育在消除贫困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加灵活、多样的学习机会,特别注意满足弱势群体的学习需要,帮助他们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来改变生存状况,从而抑制或抵消社会的不平等,促进社会的公平、和谐。令人可喜的是,甘肃省从2015年开始,对贫困家庭学生上高职实行免学费的政策。2015年5月,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建立特级技师制度,对特别优秀的高级技师可以晋升特级技师,特级技师的相关待遇参照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执行!希望全国各地出台和推行这样的政策,为弱势人群接受职业教育提供资助,并让技术工人的尊严、社会的公平正义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他们的待遇上,让他们实实在在地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激发高职教育各个利益相关方在资源配置中的活力,形成高职教育市场的良好生态。高职教育进入新时代,由高职院校单一向度提供高职教育供给的现状已经终结,各个利益相关方以多元主体的身份陆续登场。除行业企业之外,地方政府是高职教育的重大资源提供方,在高职扩招中扮演关键角色;此外,还有教育方案提供商、课程资源集成商、教师培训提供商、教学软件提供商、教学平台提供商、教育教学数字集成商、实训设备集成商、职教链与产业链集成商等利益相关方,他们在高职教育市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高职院校购买外部性教育服务产品的重要提供商。因此,政府要激发各个利益相关方参与高职教育的活力,提供更多更完善的制度、政策和社会保障。

细节决定成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同样需要防止政策的“空转”。只有切实联系实际,从上述一些观念性、基础性、制度性的本质问题出发,突破一个个难啃的硬骨头,政策措施才能落地,才能有实际效果。只有这样,职业教育才能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

(作者系惠州城市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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